張懸 I have nothing to lose

 

張懸坐在舞臺上,只有她和她的吉他,背景是向深處而去的黑暗。記得以前看海洋音樂祭紀錄片,那個背著大芒果吉他的女孩,蹦蹦跳跳。這些年,張懸同她的聽眾一起成長,她選擇成為Sony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,有了「公眾人物」的身份,如今約滿後選擇獨立狀態。她的頭髮染得很漂亮,她的歌、聲音和近些年對政治事件的發聲,早已為人所知...

她把可以激動的話淡然說出,不變的,是聲音裡的真實和誠懇。

音樂與政治,西方的音樂本有此傳統。華文圈相對較弱。談起身為歌手對政治事件發聲,張懸說,「那不是因為我的看法多可貴,多了不起,而是因為媒體跟群眾重新在尋找看待事情的方法。其實我關心和認同的,很多人一直在呼籲。只是這幾年少有音樂人、特別是女生音樂人來這樣做。」

 

[matrix,脫離母體]

從幾年前聲援烏坎事件,到今年太陽花學運,張懸的發聲都親切,自然。她從不讓你覺得是一個站在台前的意見領袖,激昂宣講;而是一個抱著吉他的女孩,平靜訴說自己的態度。她是有想法的女生,「十八歲就讀過尼采」;但她的酷不是做出來,而是因為她的不恐懼。而我們知道,人們心中的恐懼,常常才是生命真正的牢獄。

「我是一個很少會覺得恐懼的人,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nothing to lose的人。它跟勇敢或智慧沒關,而是來自對『一無所有』的感受。因為曾經體驗過一無所有的感覺,那別人如果還覺得我身上有什麼,我都願意同他們分享,因為那是我唯一能給予的了。恐懼來於害怕失去,而在我的價值觀裡,我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。

「即使有一天人家威脅要殺我的爸爸媽媽,我的男朋友,要奪走我的親情或愛情,然後希望我因此恐懼而妥協。我依然會覺得我爸媽的命不是我的。如果有人威脅要破壞我跟我男朋友的關係,那還不如我跟他先分手,放他自由。我有自己的方式讓你知道:你用一個獨立的生命是威脅不了另一個獨立的生命的。」 Nothing to lose,「就像Matrix一樣啊,要脫離母體。」張懸邊喝咖啡邊露出頑皮的笑容,在她眼中,生命沒有什麼可留下,所以能做什麼的時候就盡量去做,不要錯過真正活著的當下。

 

[喜歡探索極限]

問張懸喜歡的音樂人,她給出一個令我多少有點意外的答案,70年代德國迷幻樂團CAN。恰巧也是我最喜歡的樂隊之一。但細想也並不意外,她的音樂會,和樂隊一起的演出,都與她的個人彈唱不同,帶出另外的舞臺風格。「我喜歡很多奇奇怪怪的躁音,喜歡很赤裸的,看似雜亂無章、但實際上充滿了自然律動的東西。很多人以為我喜歡英式或美式,其實我沒那麼喜歡,可能喜歡他們早期的。但現在永遠是對著節拍器八拍的東西。」

張懸喜歡探索到某一種極限的東西。「我覺得很多東西做到極限就是藝術。在做人和歌詞上,我喜歡Neil Young。要知道,很多藝術家是不願意探索極限的,他喜歡自己最經典最顛峰的時光,但很怕光環會消滅,所以只願意保留在那一塊。而Neil Young是一個活多久就可以唱多久的唱歌人的極限。而CAN是人性的極限,Elbow的結構很嚴謹,我還喜歡德彪西,他的抽象跟組合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極限。」

但CAN的迷幻和極端,並非張懸自己作品的風格,正如她說:「我的音樂一點都不極限。」可是聽深一點她的歌,就可以知道那些對不同情感的連接,那些娓娓道來,正因有這樣喜歡探索到極限的另一個張懸的存在,而從不流於沉悶或輕飄。

「跟唱片公司簽約當歌手時,我已經知道自己可能的最大價值大概是什麼,所以我安心寫所謂的流行歌,也希望它流行。我也很專心寫非個人情感的東西,它也許只是用個人情感作為訴說的方式,其實這幾年寫的東西都是為了連結不同人的情感。但若是為自己做音樂,就跟現在大家認識的張懸完全不一樣了。也許是很噪,也許是很無聊,超哀傷,也許八分鐘就是彈鋼琴。但唱片市場不能接受這些,太快樂人家覺得你是白癡,太哀傷人家覺得你怎麼那麼OUTSIDER。所以你必須看起來像個正常人,但有點不一樣的才華,人家就覺得你好棒。」

她的作品雖然沒有達到自己審美標準的「90分」,但她認為自己的用意不會浪費,「我用簽約的這幾年過渡一些兩邊都有的東西,比如我容納比較偏鋒的詩歌,但我可能形象和傳達方式上都還是一般人能接受的。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讓人有一個過渡,去發現原來歌可以這樣聽,歌手可以這樣做。我希望更多人因此逐漸打開聽覺的體驗,終有一天會接觸到像我們這種人接觸的奇奇怪怪、但是好爽的東西。」

 

[工具與宣傳車]

從小並沒對當歌手有很大熱情,後來卻「下定決心,把三十歲這個階段來當公眾人物。」而這個決定對她來說,只是她為人生選擇的一個「工具」:「做公眾人物,有一部份其實是我想要為這個世界做事所使用的工具而已。所以我也不會一輩子拿著這個工具不放。我希望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和我的聽眾一起發現,這個時代裡有些東西其實可以喊停了,因為我們不一樣了。」

對許多事件發聲,但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在「抗議」,而是「宣傳的成分居多」。對她來說,「需要確定輸贏的都不是真的革命,因為那些下場永遠都賭上人類的貪婪,然後慢慢腐朽。真的革命其實是來自人類心靈的遷徙,這個新的世代想要搬到哪裡去,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怎樣介入這個世界。而那些需要流血流淚的革命,That’s not even a revolution, it’s just a killing. 我們這個世代,真正的革命是在網絡上,在串連的方式上,這是五十年前全世界都不可能擁有的串連方式。真正的革命早已來自於人與人之間思想的轉換跟交換的方式。因此,我覺得我只是個宣傳車。」

成為這樣的「宣傳車」,她努力為自己保持一點空間,比如讓她可以pull myself together的抽煙。但個人的喜好作為公眾人物講出去,就變成了宣傳。而這些「發現你不能只講個人喜好、發現公眾人物永遠不能真實表達自己」的時刻,正是讓她重新確認「宣傳車」身份的選擇。「我後來選擇去宣傳我認為這個世界還需要的一些思想,那不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,但也許是我們這一代公眾人物最有可能做得好的事情。」

代價是什麼?「可能就是讓我想念那些不用唱歌,但可以做聲音實驗的念頭吧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話,如果我也有這樣的能力,我就希望可以離開傳統唱片行業的束縛,真正去做純音樂。所以目前的身份恰恰是加深我想做純音樂這件事,去真正去為音樂服務,而不是那種眼前的音樂要為了我的歌手身份而去做什麼。」

 

原刊於《號外》六月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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